西安东大街587号的陕西美术家画廊，也叫陕西美术馆，当年是西安唯一专业美术展馆。位置在东大街闹市中心案板街口，与唐城百货大厦同一座楼，占据大厦东边约有十米多宽。
　　1949年前，美术家画廊原址上曾有一家名叫金城的电影院，后来成了中苏友好协会西安分会的地址。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中苏友协也解散了，这块地方被当年兼任中苏友协秘书长的石鲁先生带到美协作展览厅使用。1964年，中国美协西安分会在这里举办全国美展草图观摩会，石鲁创作的中国画《东渡》草图，蔡亮的《贫农的儿子》草图等，都在这次会上展出、讨论。全国美协当时主持工作的领导蔡若虹、华君武、力群等赴会。当时面对《东渡》，美术理论家蔡若虹先生在肯定这幅大作的同时，还就一些具体细节与石鲁先生展开争论。当时这种学术气氛很正，真正体现的是“百家争鸣”。
　　据陕西省美协几位老先生回忆，这一批作品后来在西安新城广场新城区文化馆举办的“全国美展西北五省（区）分展”上展出，在全国美术界引起轰动。尤其是石鲁的《东渡》气势磅礴，金石画法，十分震撼。可惜“文革”时期，石鲁惨遭批斗，这幅巨作也丢失了，连个照片都没留下。
　　“文革”期间，四大协会（即作协、音协、剧协、美协）解散，这块美协用于展览的地方也被西安市商业局收走，改建成了“跃进旅社”。
　　1979年，四大协会恢复，省美协即中国美协陕西分会也召开了会员代表大会，石鲁任主席，李梓盛任书记、常务副主席，全面恢复工作。当时美协向省上打报告，申请拨款修建画廊。而西安市商业局也准备盖唐城百货大厦，于是经协商，拆掉当时案板街口市商业局下属的“红霞商店”和相邻的产权归美协的“跃进旅社”，由市设计院设计，省三建司施工，因画廊所占地盘，东大街方向小，后边地方面积大，所以统一盖一个楼。
　　但因缺乏资金，工程进展不下去，这块地方一直是一个基建挖出的大坑，一下搁置了四五年。
　　大厦1984年才建成。美术家画廊居大厦东边，由石鲁先生题写“中国美术家协会陕西分会-美术家画廊”，用铝合金铸字挂在楼上，很是耀眼。
　　美术家画廊，建筑面积5100平方米（地上六层，地下一层）。大展厅5个，面积350平方米，小展厅4个，150平方米。展线共计约500米，一次可容纳观众5000余人。另设会议厅1个，可供发布新闻和研讨会等使用，主要承担全省美展及学术交流活动等。
　　大楼盖起后，迎来的第一个大型展览即是1984年庆祝新中国成立35周年举办的“第六届全国美展”，西安作为宣传画、水彩、水粉画分展览区。修军先生具体负责主持。当时陈绍华、郭线庐的宣传画《绿·来自您的手》《信息是开发人类智力的契机》分别获得金奖。这两件作品为陕西争得了不小的荣誉。陕西在国画展区、雕塑展区、连环画展区都有银牌、铜牌入账，比如刘文西的国画《山姑娘》获银奖；邢永川的雕塑《杨虎城将军》获铜奖。陕西省美协还获得了组织奖。
　　陕西美术家画廊，对全省乃至西北地区美术活动影响很大，被列为全国十大美术馆之一，排于京、沪、宁之后。十多年来，陕西美术馆先后举办了各类书画展览600余次，学术交流活动200多次，观众达80余万人次，高峰时日观众量达万余人次。
　　美术家画廊是我非常熟悉的地方，参加过不少画展的开幕式，欣赏了不少当年陕西优秀的美术作品，在美术上给我最美的享受。八九十年代连续几位廊长（馆长）都是我的朋友，其中有赵振川和耿建，再有接他们班的陈玄，如今都是著名画家。
　　1987年4月25日，在隆重纪念“长安画派”创始人赵望云先生逝世十周年时，在画廊举办了“赵望云师生画展”。赵望云先生作品占一个大厅，另一个大厅是他的学生蜚声中国画坛的著名画家黄胄、方济众、徐庶之、韦江凡、赵振川的作品。黄胄先生，与著名美术史论家、学者黄苗子先生亲临现场，并且参加了同时举办的纪念会议，黄胄、黄苗子、方济众、徐庶之等都作了发言，纪念大厅挤满了人。后来媒体都作了报道，陕西电视台对黄胄先生作了专题采访，影响非常之大。通过这个活动，让更多的人对“长安画派”的创始人、奠基人之一赵望云先生有了更进一步了解与认识。
　　这次画展我有幸受赵振川先生委托，参与宣传与新闻报道事宜，邀请了陕西省电视台新闻中心主任张书省和西安市文联副主席、《西安晚报》总编助理商子雍。并布置让青年作家杜爱民（后任西安市文联副主席）撰写了赵望云先生纪念文章，让商子雍在《西安晚报》发表。还在由我任特邀编审的《西北航空》杂志发表赵望云先生的历史照片和绘画作品。赵振川兄很满意，也很高兴。豪气大方的他，主动赠送给我和张书省各一幅画，给商子雍二幅，全是四尺三开，让我非常感动。
　　记得振川兄赠我的《赵振川画册》扉页上写有“呕心沥血，耗尽生命而终身无悔”之语。读来我震撼，这是他以生命献身艺术的宣言。振川兄遂成为我学习之榜样，成为艺术道路上探索不止、追求不息、知难而进的动力。后来我写了《太白有鸟道——记赵振川山水画创作之路》的评论文章，还为振川兄十多幅山水画配诗。
　　耿建先生1985年秋调到陕西省美协，很快就成为美术家画廊负责人，我把他叫廊长。他还担任美协艺术委员会副秘书长。我和耿建1970年就认识，当时我在铜川市歌舞团，他在铜川市中心文化馆，我们同处一个大院子。“铜歌”在市工人文化宫排练演出，他的办公室在文化宫舞台后边，经常成了我们团领导的指挥部。而我们彩排时经常干到后半夜，台下就剩一个观众，就是他，因之被我们称为“铜歌”的五好观众。后我调进中心文化馆，我们又成了同事。可以说是四十多年都厮混在一起的，狗皮袜子没反正，无话不说的哥们朋友。他给我画的画不计其数，少说也有百十幅。记得1970年时我在铜川住的窑洞，烧的煤烟炉子，烟筒有缝隙把墙熏黑了一大块，我让耿建兄画一张画用糨糊牢牢贴上墙遮住，过一年画被烟熏火燎，也撕烂了，全不把耿老兄大作当回事。这事我早就忘了，而耿建兄始终耿耿于怀，每当我问他要画时，他都会拿这事来调侃，羞辱我一番。
　　唉！我也真是拿金子、银子当废铜烂铁，耿建的画后来值大钱了，而且艺术水准之高，深获行家好评。他的画以形入神，大气磅礴，快意挥洒，笔力遒劲，满纸风烟，场面宏阔。我给他写过画评，为他人物画《黄土高原是我家》等一批作品配过诗，还记得几句：“纵横在你满布沧桑的脸庞上辕莽苍荒芜笼罩着神光灵气辕那深如褐色的黄河水辕从高原鸿沟大壑的深邃里辕挣脱束缚辕流泻出一派万古洪荒的恣肆”。
　　陈玄当馆长时已是新世纪之初，他曾在陕西省艺术研究所任《艺术界》副主编，后调陕西省美协任《美术通讯》主编，兼业务办主任。我们的亲密交情源于他父亲陈笳咏先生，陈老是陕西美术界元老级人物，中国美协西安分会的创始人之一，著名美术理论家、书画家，在“长安画派”的崛起和发展中贡献卓著。曾任陕西省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陕西省美协创作研究室主任、国家一级美术师。1994年在美术家画廊举办“陈笳咏先生绘画作品展”，我应陈老邀请出席开幕式，并与陈老和梁耘三人合影留念。我20世纪70年代就认识陈老，因了梁耘介绍，“文革”期间1974年左右陈笳咏先生被下放到铜川陈炉陶瓷厂，而当时梁耘也被贬到陈炉的山沟里，因为当年我经常上陈炉陶瓷厂找梁耘，也与陈老认识了。在我印象里陈老先生是位慈祥宽厚、谦虚谨慎、对人热情的大好人。虽正在受难的他，以苦为乐，对自己终生追求的绘画艺术事业绝不放弃。
　　接着，1996年陈玄在画廊办展，我自然也来捧场。到2018年11月10日陈玄在西安高新二路力邦艺术馆办画展，我接陕西省艺术研究院院长丁科民电话，亦排除干扰，不顾才做了眼睛视网膜脱落手术，兴致勃勃前去观看。陈玄幼承家传，自小扎下童子功，不但画画得好，古体诗也写得出类拔萃。我尤喜他画的兰草，并为他的《兰幽香风远》配诗：“几枝最幽然的柔美，映亮一片小天地的圣洁。走近你，让香风沐浴我的虔诚，洁白的力量，能荡涤一切的污浊。以素雅占尽风流，谁读懂了你最惬意的恬淡。抵住缱绻之思，遥远了我一季的轻愁。”
　　而梁耘先生还在铜川工作时的1991年，就在陕西美术家画廊举办首次个人画展。我帮他布展，跑前跑后，听他调遣，开幕式时还邀请西安画坛我熟悉的一批画家前来捧场，画展引起轰动效应。梁耘是我1970年铜川歌舞团团友，也是40多年的挚友，当年他任铜川市美协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后调入西安太华路上的陕西科技大学当教授，创办了陕西省山水画研究会，并任首届主席，开辟了一方天地。
　　当然，陕西美术馆举办的有影响的画展，远不止我说的这些，还有苏联油画展，波兰、瑞典的现代绘画展，韩国郭元柱山水画展、台湾六人画展，以及于右任书法展、华君武漫画展、黄秋园山水画展、关山月画展，长安画派的创始人石鲁、赵望云、方济众、康师尧等名家的画展。
　　西安东大街上的陕西美术馆，在我心中挺神圣，也挺神秘的。例如当年画廊有一裱画的陈师，名陈天生，河南人。老先生艺术鉴赏力之高，令我惊叹！20世纪80年代末，我一陕西歌舞剧院导演老师，手中有两幅何海霞先生的四尺山水画，要找一高手裱画，我带他来找陈师。记得陈师评价这两幅画说，一幅能代表何先生的水平，属于上品，一幅弱一些。后果然应验，这两幅何大师作品上了广州一拍卖会，一幅陈师评价为上品的画，拍出百万好价钱，一幅竟然流拍，仅卖了十多万。还有一次我到耿建画室，满墙都挂耿建新创作的画，正遇几位我认识的朋友来买画，我推荐其中一幅画评价画得如何好，但朋友们皆不认可，我气愤地说这幅我要了。这批画耿建让陈师裱，谁知一上墙，陈师就对耿建说：这幅不敢卖！于是，耿兄马上跑到市文联找我，这幅画他借回去了。后来耿兄在北京美术馆和澳大利亚办展览，这幅画都在展品中，成了耿建老兄的代表作。你说陈师神不神。
　　而如今处在东大街拆迁改造中的陕西美术馆，已萧条得早已今不如昔了。我专门去了一趟想看一下究竟，竟发现蜷缩在破败的唐城百货大厦东边的门口，还挂有一个“陕西美术馆”的木牌子，证明着它苟延残喘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