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碑林博物馆书法艺术中心主任王冰（右）为文化艺术报记者讲解碑文    赵凯华/摄
    西安碑林第一展室《开成石经》展示现场（资料图）
    1181岁的国宝级文物《开成石经》“体检”杨力/摄
　　今年6月26日，中国美术报网发表文章《<开成石经>：移，还是不移？》，文中“编者按”称：2017年2月，陕西省政府确定了“西安碑林博物馆改扩建项目”，其中一项重要工程就是将现陈列于碑林的《开成石经》搬迁到北扩后新建的陈列馆中。方案确定后，反对声不断。2018年1月，《西安碑林博物馆文化项目简报》亦称石经将被移徙，多名相关文物专家联名希望让石经留在原地，主要原因之一是移动会对石经造成损伤。
　　《开成石经》的搬与不搬，一时之间成为大众尤其是文化界热议的话题。
　　三秦出版社编审、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馆）特聘研究员李郁注意到，从2017年2月以来，《开成石经》迁与不迁争论不断，其中以辛德勇《已有915年历史的西安碑林不应再动》、虞万历《开成石经的迁移应慎之又慎》、陈根远执笔的《碑林四专家联署反对移动〈开成石经〉》等意见最具代表。陈根远在其微博所进行的民意调查中，98.87豫的人反对移动《开成石经》。此后也有杨兵《〈开成石经〉触动了古城的哪根神经？》和辛德勇《〈开成石经〉——迁，还是不迁》两篇文章继续发酵。媒体的跟进，使这一话题的关注度持续升温。
　　2018年8月3日自媒体“十四朝”的《千年碑林与世界文化遗产失之交臂，原因竟是……》却提出了另外的问题：“西安碑林与世界文化遗产失之交臂”，其主要原因一是《开成石经》是可移动文物，二是博物馆不在申遗的范围之内。虽然这不是作者的意见，是他“调查”的结果，但是这篇文章读来，似乎碑林申遗已经被彻底否定，没有希望了。那么其“迁与不迁”就纯属保护技术层面的问题了，未免使人失望。
　　李郁也一直关注此事，对于碑林扩建和众多读者的看法是一致的，绝对支持，但是，对于《开成石经》的“迁与不迁”还是有所思考。综合以上诸先生的意见，“不迁”的理由基本如下：
　  不迁《开成石经》的十点理由
　　《开成石经》是西安城历史的地理座标。《开成石经》作为中国历史上七次大规模刻经活动中完整保存下来的石经遗存，其历史文化价值不言而喻。《开成石经》是唐长安城的重要“地标”。唐代的长安城，是世界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大都市。这一时期，也是古都西安城市发展历史上鼎盛时期。可是，在历经变迁之后，这座城市存留下来并且还一直带有生命的标志性遗存遗迹，已经极为稀少，今西安碑林应属其中之一，而《开成石经》从一开始就与碑林的历史相伴随，它所在的位置也与唐长安城的空间布局密切相关。现如今，在原唐宫城范围内，能够在原址原状完整保存900年以上的遗存，除了大雁塔、小雁塔外，就只有《开成石经》与《石台孝经》了。《开成石经》与《石台孝经》已经成为古都西安不可抹去的历史文化地标。尽管《开成石经》在历史上几经搬迁，但它从北宋徽宗时期到现在，就一直在现在的位置，已经成为西安城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不可再生的地理座标。
　　《石台孝经》和《开成石经》所存放的位置，虽不在唐朝原址，仍然是在北宋迁定的位置上，这个位置在隋唐长安城的空间格局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对认识宋城的空间布局以及唐城和宋城的空间位置关系，更具有直接的作用。而且一直到元明清时期的西安城，《开成石经》和《石台孝经》都是认识其空间位置关系的重要地标。以它为参照，我们可以确定唐代的国子监、文宣王庙、府学及皇城的位置；它与大雁塔、小雁塔所形成的鼎立之势，可以还原出唐代长安城曾经的格局，真切感触当时的辉煌。《开成石经》堪称是西安城的“定海深针”，移动《开成石经》将会触动西安都市文明标识的历史神经。
　　在旧馆陈列《开成石经》，是原样留下历史景观。从对城市景观的审美角度出发，也应当尽量保持《石台孝经》和《开成石经》的旧貌。碑林石刻现有的陈列状况，既是一种历史景观的传承，同时旧有的建筑和《开成石经》等石刻的结合形式，也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景观，因此我们就应该对它予以充分的尊重和适当的存留。当新的展馆建成之后，在将其他大部分碑刻移入新馆陈列的同时，继续在旧馆陈列《开成石经》，也是为这座古都按照过去的原样留下这一历史景观的一部分内容。这样，旧馆与新馆的陈列相互映衬，不管在审美的形式上，还是文物保护利用的实质上，都能使碑林储藏的古代石刻发挥出最佳的效用。
　　可在新馆展出更多馆藏。碑林博物馆收藏的古代碑刻，内容十分丰富，但现有的展出条件较为窘迫，严重限制了这些碑刻的展出利用。现在计划兴建的新馆建成后，使得更多的古代碑刻有可能获得与公众见面的机会，令其发挥出所蕴涵的社会功能，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大好事。《开成石经》不搬迁进入新的展馆，可以在新馆里展出更多其他馆藏的石刻。
　　“过度保护”会给历史留下遗憾。放眼世界各国，许多城市中都保存有大量的历史遗存。城市的决策者对待古代遗存的态度及保护理念都是一致的。这些历经风雨的古代遗存能够唤起人们感知城市文明的热情，能够激发出强烈的国家自豪感。它们是城市发展的烙印，更是城市记忆中的历史坐标。在原址原状的存在就是最好的呈现方式，不改变现状的保护就是最好的保护。如果以改变原状为代价，来换取高科技手段的保护，那么这种保护方式就会成为“过度保护”，会给历史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当大部分城市都只能在古籍文献中寻找自己城市的文明印迹时，古都西安却依然拥有屹立900多年的历史文化地标——儒家经典《开成石经》，这是一种幸运。在900多年的时间里，西安经历了明嘉靖大地震、1938年日本飞机的轰炸、十年浩劫、唐山地震、汶川地震等等风雨，但《开成石经》依然屹立在那里。它的存在，见证了古城西安的沧桑。
　　《开成石经》是“遗址”标志。宋代碑林建立以及以后历代修葺都是围绕《开成石经》和《石台孝经》的最初定位展开。换言之，《开成石经》的精心陈列奠定了今日西安碑林的核心格局。《开成石经》本体、陈设格局及其与附属历史建筑的原境依存关系，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化遗产——西安碑林的最为核心的重要的历史与文化内涵，是西安碑林这个中国最重要的遗址类博物馆的“遗址”标志，是西安碑林900多年来最重要的记忆载体。
　　迁移能否保证其完好，如何保证其原样？从唐代石经刻成至今一千多年，历经人祸天灾，战乱地震，几经迁徙修葺，迄今身上犹有断裂、缺损、磨灭印痕。我们在搬迁移动过程中，能否保证其完好无损——哪怕是一字一角！原本已断裂的经碑如何移徙，如何保证其原样？以前碑林博物馆在移徙名碑过程中都有损坏的实例，《开成石经》比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曹全碑》等，移徙难度又不可同日而语！
　　移动《开成石经》是对历史文化遗产传承形成历史的不尊重。《开成石经》是不可移动文物，不宜搬迁，也没有必要搬迁。1961年，西安碑林被定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作为中国最重要的文化遗产，其内容包括碑石、碑石附属古建，以及《开成石经》和《石台孝经》与附属古建的依存关系。搬动《开成石经》是破坏《开成石经》及其附属古建的依存关系，是对历史文化遗产传承形成历史的不尊重。搬迁就是违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中国古代“庙学合一”的历史见证。今天的西安碑林博物馆，在具有900多年历史的“西安碑林”基础上，利用西安孔庙古建筑群扩建而成，也因其中的《石台孝经》与《开成石经》，西安碑林博物馆是中国古代“庙学合一”的历史见证。
　　保护体本身也应列入保护范围。从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角度，看《开成石经》的陈列方式。从宋以来至元明清，《开成石经》《石台孝经》与孔庙已经形成了一个协调的整体，既有历史的记忆，又有建筑格局的和谐统一。西安碑林曾经过多次整修，但都是在原址，尤其是在1936年的整修工程中，梁思成建议将《开成石经》陈列室（即今西安碑林第一展室）建成正面歇山式十一间、两边配殿各六间的建筑样式，并亲自为《开成石经》设计了分段加钢筋混凝土梁柱的加固方案。梁思成所设计加固的保护体本身也应列入保护范围，成为不可移动文物的有机组成部分。
　　《石台孝经》和《开成石经》宋徽宗时期就在原位。西安拥有其他城市无法比肩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文脉，但除了地下，今天的西安地面，真正保持千年之前痕迹的地方，其实并不多。而碑林博物馆所在的城墙周边，相对更多保留着明代西安的面貌，其中《石台孝经》和《开成石经》更是宋徽宗时期就在现在的位置，随迁的还有颜真卿《颜氏家庙碑》、褚遂良《孟法师碑》、徐浩《不空和尚碑》、柳公权《玄秘塔碑》等书法名碑。可以说，今天的碑林是今人触碰古都气息最直接的方式，也是历史留给今天的文化财富。
　  努力17年，西安碑林申遗“止步”
　　既然如此重要而且价值无可替代的历史文化遗迹，为什么就不能申请“世界遗产”呢？然而遗产项目要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必须经过严格的考核和审批程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预备名单》是申报世界遗产的先决条件，换言之，只有进入《预备名单》的项目才有资格申遗。
　　“1987年中国在申报第一批《世界遗产名录》时，西安碑林名列预备名单。从进入预备名单的那一刻起，西安碑林就开始满怀激情地踏上了漫漫申遗路。”西安碑林博物馆官方网站“西安碑林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大事记”栏目记载，可以看到碑林申遗走过的历程。
　　从1987年西安碑林入选世界文化遗产项目预备名单直到2004年，西安碑林参加了多次“申报世遗”活动，曾经一度呼声甚高。然而到了2004年，再没有了下文。
　　有文章说，不懈努力了17年，申报世界遗产为何突然“断档”？是缘于在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意大利申报了一个博物馆项目，但遭到激烈反对，最终未获通过。持反对意见的成员国认为，世界遗产应是不可移动的，具有原真性，而博物馆则是收藏单位，尽管它里面的宝贝可能很珍贵，但作为博物馆本身不能成为世界遗产。“当时，中国国家文物局负责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的官员就表示：‘（西安）碑林里的碑石藏品都是可移动文物，按照教科文组织新的规则，碑林申遗看来是没戏了。’”2006年，国家文物局重设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西安碑林被从名单中取消。这似乎标志着西安碑林的申遗之路被封死了。
　　碑林具备“世界遗产公约”的保护条件
　　李郁认为，其实，这看似被封死了的申遗之路，或许会因为这一次《开成石经》的搬迁而重新焕发生机，“起死回生”大有希望。
　　首先，看一看申遗的条件是什么。申请成为“世界遗产”，是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而进行保护的遗产项目。主要分为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还有其他一些分项。西安碑林是属于文化遗产的范围，所以，我们首先看看《公约》是怎么界定“文化遗产”的。根据“第1条”规定：“文化遗产”分为三大类：
　　1.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建筑物、碑雕和碑画，具有考古性质成分或结构、铭文、窟洞以及联合体；
　　2.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立或连接的建筑群；
　　3.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
　　不妨将之对应分为“文物以及遗迹、建筑群、工程和遗址”三大类。我们国家在申遗的时候也基本上是按此做预备的。
　　但在实际操作中，世界上至今几乎没有单项馆藏文物被申请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其理由，李郁认为主要是有悖于《公约》的初衷：根据公开资料显示，“于1972年10月17日至11月21日在巴黎举行的第十七届会议，注意到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越来越受到破坏的威胁，一方面因年久腐变所致，同时变化中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使情况恶化，造成更加难以对付的损害或破坏现象，考虑到任何文化或自然遗产的坏变或丢失都有使全世界遗产枯竭的有害影响，国家一级保护这类遗产的工作往往不很完善，而列为保护对象的财产的所在国却不具备充足的经济、科学和技术力量。”
　　分析这样的初衷，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成为世界遗产的重要条件一是濒危状态，二是受到危害，三是保护艰难，四是经费不足，五是必须借助国际的影响和力量。基于此，各个国家的博物馆馆藏文物属于已经得到良好保护的文物，自然不具备需要世界组织保护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所以以西安碑林博物馆整体为主的申报便必然大打折扣。
　　但是，抛开博物馆的因素，而细致分析西安碑林的情况，并非没有机会和可能，它完全具备了以上《公约》所示可以获得保护的三点条件：
　　第一，西安碑林（以《开成石经》和《石台孝经》为主体）的历史文化意义、艺术价值和展示形态、整体性，前面的专家学者的观点已经讲述得很明白，完全符合《公约》“文化遗产”第一点的要求。
　　第二，西安碑林的储藏地西安孔庙古建筑群是毋庸置疑的文化遗产，完全符合第二点“古建筑”的要求。
　　第三，西安碑林与孔庙、府学，不可分离是历史存在，有900多年的历史，不容否认。已经是典型的“遗址”类型。
　　基于以上分析，不难想象为什么1987年直到2004年西安碑林被列入“世界遗产备选项目”的专家是如何理解的。只是由于2004年的两点“事出意外”——移动文物和博物馆不得列入申遗的新情况而“戛然而止”，此后便被移出《备选名录》，这实际上是“过度解释”“过度恐慌”和“不自信”的结果。
　　博物馆属性成碑林申遗软肋
　　专家们，包括这次强烈反对迁出《开成石经》的多数专家也没有明确区分“西安碑林”和“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历史，而过分强调西安碑林的馆藏价值和馆史。
　　西安碑林博物馆研究员陈根远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西安碑林在915年前建立之时，主要为了保护《开成石经》和《石台孝经》为主的唐代文物。这也使碑林成为了现存最早的‘博物馆’。”
　　多年来形成的观念是越悠久越有说服力，越悠久越有价值，所以，必须将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历史上溯930年或者915年。实际上，《开成石经》的产生本就是与考试院（国子监）、书院（府学）不可分割的，最终珍藏于西安府学和孔庙是其必然的归宿。所以说，孔庙、府学和《开成石经》是天然的结合，不容分离。
　　可是，正是现在形成的“碑林博物馆”概念，泯灭了它们天生的整体性，而作为一种陈列现象，极大地削弱了《开成石经》作为文化遗迹的重要价值和不可与府庙分离的必然性。也正是今人自称的这一点“博物馆属性”，成了申遗的软肋。如果基于历史的遗存，将现有的碑林博物馆和碑林申遗割裂开来，就不存在这个问题。至于碑林现有馆藏多少多少，与申遗没有关系，而且过分强调会适得其反。
　　事实上，明人赵崡在《石墨镌华》序中始有“碑林”之称，是所见资料中最早记载将西安碑林称为“碑林”的，然并无“博物馆”的意义，它们只是附属于“孔庙”“府学”的石质文化典籍。
　　那究竟是可移动还是不可移动，完全在人的一念之间。但它确确实实是930年未曾移动的文物，如果我们法定它不可移动，便是不可移动；如果按照它的“可以搬动”界定它是“可移动文物”，便是可移动文物。事实上，所谓“可移动”与“不可移动”也是相对的，在文化意义上是可以人为设定的。摩崖石刻如石门十三品，原本是不可移动文物，现在它究竟属于什么呢？还有一些寺庙、古塔、塑像，都是可以有限改造的移动的。但是，只要离开了它们原本“生存”的环境或者依附的根基，就与它们的文化遗迹的属性不具有实质的关联了，只能成为历史的传说了。
　　假如《开成石经》被迁移，那么，它就实实在在从文化遗迹演变成馆藏文物了，馆藏文物不可能成为申遗的对象，那么即使将来“西安孔庙以及附属文化遗迹”能够申遗，也不会有《开成石经》的份额了。或者，将来西安古城如同罗马古城一样，成功申请“西安古城以及历史文化遗迹”，也不再有《开成石经》的份了。或许到时候，我们再一次申请将《开成石经》和《石台孝经》迁回原址孔庙、府学，那岂不是成为21世纪的大笑话了。
　　总而言之，《开成石经》是迁还是不迁，是下一步申遗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但是，申遗必须将碑林博物馆和碑林的概念分离。我们不妨将之称为“西安孔庙与《开成石经》的遗迹”申遗项目。此外，我们还能依据西安古城墙申请“西安古城文化中心申遗项目”，那么除了钟鼓楼、大清真寺、皇城遗址，孔庙与《开成石经》的遗存就是很重要的因素了。
　　根据李郁对于目前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的粗略归类，其中文化名城与相关历史文化名目的项目占比很大，为下一步西安古城申遗提供了借鉴。《开成石经》“迁”肯定会失去申遗的机会，“不迁”可能还会有机会。我们有什么必要非得下决心放弃这种可能的机会呢。怎么办呢，李郁认为上述专家的意见已经说得很明白，北扩是值得肯定的，但不要将《开成石经》《石台孝经》这种标志性的历史遗迹一并迁了去。
　　（本文观点属个人意见，不代表本报立场。）

　  网友观点
　  《开成石经》怎么就不能搬？
　　网友“王朝的废墟”文章称：
　　因为职业的原因，经常和从事文物保护的专家打交道。按他们的讲述和我的理解，文物保护其实和治病救人一样，不能得了病才去看病，而要把工作做到平时。很多文物看起来好好的，但并不意味着它没病，这就和年轻时不注意保养落下病根后来突然爆发是一个道理。
　　具体到《开成石经》，宋朝的时候它就被这么密集地摆放在碑林之中，当时的人绝对想不到一千多年后的事情，想不到这些石碑会出现自然风化与开裂，还存有倾斜倒塌的风险，更不会去考虑“文物的尊严”和游客的观展体验。
　　梁思成是很有前瞻意识的，为了保护《开成石经》，他提出了“钢筋混凝土加梁柱”的保护方案，并一直沿用到了80多年后的今天。
　　几位研究艺术和历史的专家说这一方案抗住了九场地震，特别是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
　　但最新监测结果显示，《开成石经》已经出现了悬空层和暗缝，按照现在百余块石碑挤在一间房子里的展陈方式，谁能保证未来某一天不会出现坍塌，然后像倒掉的多米诺骨牌一样造成更为巨大的损失？ 
　　如果梁思成在世，大概也会赞成根据现在的技术能力和条件，升级对《开成石经》的保护。
　　况且碑林落后的展陈，被人诟病已久。降低石碑摆放密度，疏减老旧展厅压力，不仅有利于文物保护，更有助于提升游客的观展体验。但长期以来这就是一个梦，只能想想而已。老城区寸土寸金，以碑林博物馆甚至陕西文物系统的力量，是无法推动这一大工程的。
　　也就是从前年开始，碑林北扩越来越频繁地见诸于报端，在今年年初甚至还成为了陕西省委常委会研究的议程。对于有着千年历史的西安碑林而言，北扩意味着一次重大的发展机遇。这样的大工程，绝对不只是为了多展出一些文物和提升一下游客的游览体验。
　　给文物创造更加安全的环境，赋予它应有的尊严和地位，解决制约西安碑林发展的诸多问题，才是此次北扩最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