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白鹿原》是一部反映关中大地上白鹿两家百年繁衍生息的民族史，抒写以白嘉轩、朱先生为代表，祠堂为表征，思想统领中国乡村数千年的宗法势力从鼎盛走向式微、衰落，是为其唱响的挽歌的话，那么，石竹先生的《哑巴》恰恰是一部对《白鹿原》这一思想内核的逆向反动和颠覆，通过老娘、心语、惠生、心远、琼芝、玉琨、大少、侯琴、云儿、燕燕等三代人及“四君子”“三寡妇”“三赌徒”等数十众的日常生活与情感起伏描写，展示了六十年代末到本世纪初三十余年间，关中腹地池阳县王桥镇西街村人文的岁月留痕，尤其是对根深蒂固、盘根错节于民间的仁义礼智信的书写，彰显了植根于乡村精神伦理传统价值体系的重要，企盼乡贤文化回归，乡村伦理重构的小说佳作。与眼下倡导的村规民约、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打黑除恶、铲除黄赌毒，以及24字的核心价值观等理念一脉相承，无缝对接。
　　小说以拟为心语（哑巴）和心远成婚，人生之必经，人类繁衍之喜庆开篇，给人一种畅达快意的错觉；岂知不等婚礼举行，作者笔锋一转，竟然传来老娘的另一个儿子心路因车祸而逝的噩耗，面对死生，倏生从巅峰跌入低谷的感觉；让人再感意外的是，老娘决定心语与心远的婚礼和心路的葬礼同时举行。如此跌宕的开篇，不可不谓悲喜人生戏剧化的骤烈。加之，作者对传统戏剧和楹联的熟稔和引用，恰到好处地营造了浓郁的乡村文化氛围，使“四君子”“三寡妇”们的形象栩栩如生，鲜活地跃然纸面。
　　可以说，心语（也即哑巴）与心远的婚事贯穿全书，从而使哑巴、心远、老娘在对这桩婚事的态度、煎熬得以展现。这一主线演进中，既有哑巴对传统伦理的坚守，把心远看作自己亲生妹妹心障，从而玩失踪拒绝圆房，以致婚事延拖；又有弃婴被收养的心远，出于感恩报答欲与哑巴成婚的无奈与迁就；也有老娘从收养心远起始即是为哑巴儿子准备童养媳的目的明确。但所有的如意算盘，皆因哑巴拒绝成婚，煎熬着老娘诸人。
　　应该说，本书成功塑造了老娘、哑巴和惠生等几位人物形象。
　　老娘是书中的灵魂性人物。作为“四君子”和“三寡妇”之一，她既有失去丈夫守寡，痛失次子心路的心痛，又有长子心语忤逆不从和村里诸事烦扰苦衷。每每遇事与“四君子”一起遵循以理服人之要义，对乡村里那些看似鸡零狗碎的纷争，缠斗的处理，深得村民的认可，享有乡贤的威望。沉稳与得体，深思与纠结，使老娘的形象睿智而丰满。如书中说：“村上无论出了什么天大的事，四君子都会有办法，老娘都会有办法。”（第十二章218页）她本人也说：“人这一辈子真该是这样，高兴时高兴，不高兴时也要高兴！其实人世上这事都得过去的，能想通的通，想不通的也得通！”（第十五章300页）。
　　心语也即哑巴，因为早年的头部碰撞导致聋哑，到后来慢慢恢复听觉，而语言能力丧失，只能用心用行动来表达自己的语言。特别是在与心远的婚事上，自始至终铁定拒绝。而理由是他视心远为自己的亲妹妹，与亲妹妹成婚有悖伦常。如此一来才有了与心远的感情纠葛从开篇到几近结束的拖延，以至最终倾心于带着残疾丈夫和一儿一女的桐花，并与之结缘。
　　惠生同样是文本中不可忽略的一位重点人物。他的身上集聚了乡村文化人在族群中的影响与地位。作品既写他的聪慧能巧，以及因反标遭关押的际遇，又写他与妻子侯琴、寡妇琼芝、同学玉兰的感情纠葛与道德底线，更写与玉琨师徒间面临民办教师转正，却只有一个名额时的高风亮节，主动礼让。惠生新一代乡贤的形象就此被推了出来。可以说他是西街村未来的乡贤。
　　还有许多生活里的纠葛，如小燕与玉琨，心远用错药……尤其像大嫂与启堂同在屋檐下，虽各有好感，却终未逾越道德之底线。可圈可点。可以说，《哑巴》的整个文本中少有极端与恶，即使如大少与妻子皎儿，该算本书中的反面人物了，但也只是好吃懒做，贪图小便宜的角色。对西街村道德事件和邻里纠葛的处理，以宗制、乡贤也即“四君子”合议定夺的方式解决，犹是当下之村规民约，最终才走向法律。这可以说是石竹倾心的理想乡村构建，乡贤文化、乡村伦理书写，也可以说是本书的深刻之处。
　　乡贤文化，可以说数千年来一直是维系中国乡村伦理，维护乡村稳定的重要力量之一。它集法理情于一体，是政府与法律之外处理最低层物事的补充与调解矛盾的前沿，其作用不可忽视。勿庸否认，既往，乡贤文化、乡村伦理混杂于中国传统的宗法规制内，一度被当作封建余孽全盘否定，以反封建、破四旧的名义被消减。事实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是乡村文化里不乏精华部分，这在后人的眼中是民族血脉薪火相传的精髓。得承认当然也有不少糟粕杂糅其间，这对我们而言就得有所继承有所挑拣，而《哑巴》所展示的，恰恰是精华所在，正能量的一面。
　　眼下之乡村，由于市场化经济和城镇化的步伐，绝大多数青壮力向城镇漂移，为数可观的乡村已十室九空，土地撂荒。即便那些没有涌进城市的留守，多是老弱病残或妇女儿童。昔日的社火繁华和人文厚重均显冷清。加之一度时间对乡贤文化认知的偏差，尤其是在破四旧、文革中对儒家之仁义礼智信等传统文化一概否定和不分青红皂白地冲击，乡村伦理受到了摧毁性的清理。比对眼下的人伦滑坡，道德触底，值得我们深度反思。
　　可以肯定地说，作为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之一，《哑巴》所展示的恰恰是传统文化精华和乡村伦理的正能量的部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恢复什么，扬弃什么，恐怕是清醒者掂量的事情，对传统优秀文化的重构再铸，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说实话，就文本而言，石竹是有野心的。他书写了他所企盼的，期待的，寄望的，透析着他的善愿与柔情，吁请优秀传统文化与伦理的修复与回归！有鉴于当下时有人伦颠倒、道德失范的个案，而我们的伦理价值观理论大于实践，意愿高于现实的现状，石竹呈现给读者的《哑巴》是一本劝善的读本，让我们更理性地审视一度被全盘否定的乡贤文化与乡村伦理，要想重构重建那个曾经的礼仪之邦，可谓任重而道远。
　　有人说艺术是残缺之美。可以理解为没有一件艺术品完美到百分之百。《哑巴》也莫能外。就文本1969年9月9日开篇，到世纪初收笔，其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两件大事儿，即文革与改革开放。但文本规避了文革对村规民约、乡村伦理的戕害，打神像、破四旧、毁祠堂等等对乡绅文化的剔除。对传统文化摧残的血腥，只在惠生报纸上书写反标案中才有体现。即使改革开放，文本也只是淡写处理。当然，这只是文本的时代和历史背景。艺术不是全景绘，更不是现实的原样照搬，那样会流于自然主义的现实复制。艺术是捕捉瞬间的具有典型性的片断、截面，是有选择的提炼、撷取，因此才有艺术家的眼光，思想向度、高度、深度、维度的质疑。面对矛盾与冲突，石竹先生选择的是面对而非规避。但它书写的不是毁灭的过程，而是重构的预期。这便是历史与时代背景隐约于文本之后的原因。就我本人的观点而言，只有把对否定传统写到位，才有重构的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