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十八年了，他被死神遽然劫持时，只有六十八岁。
　　近二十年来，对父亲的思念犹如流逝不断的溪水，剪却不去的云翳。这种情愫，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愈加添厚。
　　父亲走时，我三十六岁。三十六岁是男人的一个坎。这个坎，便印在了父亲身上。
　　父亲名杜均安，又名杜一平，一九三零年十二月初六生于汉中盆地南郑县泉西村一个叫马槽的小地方。少时听祖母岳丽说，父为七个月早产儿，自幼身体虚弱。
　　抗日战争正酣的一九四一年，父亲十一岁，年已四十二岁的祖父杜英春被当局拉了壮丁，一去再无讯息，历史的烟雨中，便成了一个永久的谜。
　　穷人的孩子懂事深，尽管饥一顿饱一顿，但父亲顺从祖母的意愿，坚持完成了学业，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汉中农业学校。一九五四年六月，父亲从汉中农业学校畜牧兽医专业毕业，分配在安康地区中心兽医站工作。九月至十月派驻宁陕县工作，同年十一月调岚皋县畜牧兽医站任技术员。
　　一九五五年夏天，父亲到大道河乡红星公社下乡，与母亲廖超凤相识。母亲为时任社妇联主任陈帮喜之长女，父亲常到母亲家谝工作、吃饭。母亲因家中兄妹多经济困难，在大道小学毕业后考入民主中学没能入学。贫困中长大的父亲深知山里孩子读书的艰辛，便主动鼓励母亲继续求学，还从微薄的薪金中给母亲以资助，母亲补习两月后，顺利考入岚皋中学，完成了初中学业。两年后的国庆节，在堰溪沟畔大皂角树下，原县畜牧兽医站父亲单间宿舍里，父亲和母亲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历史，往往会给人哭笑不及的玩笑。在那荒诞苦涩的历史断面上，有谁能逃脱大时代的悲剧，惹祸上身的父亲被判八个月劳教。多年以后，母亲谈起此事，说父亲在安康劳教时她身背长子文波步行四天往返去看望父亲，父亲已黑瘦了许多，二人见面痛哭无语。
　　父亲因表现好劳教了六个月便被释放，失去公职的父亲开始在县基建队做工养家。一九六九年底居民下放农村劳动，父亲带着全家老小回到了南郑农村老家。从热血澎湃的青年知识分子，到尘土染面的建筑工人，又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父亲变换着一个个角色，向社会底层滑去。
　　农村生活的十年，是极其贫困的，千苦万难中，父母供养我们兄妹都上了学。父亲是村里的知识分子，队里开社员会时，总爱凑到灯下翻阅其他人不愿理睬的报纸。田间歇息时，人们常围拢来要他摆古今。村里人不太记日期，谁家要查日期，都往我家跑，我们家是村里唯一挂日历的人家。
　　印象中父亲一生只唱过一首歌，准确地说是一段。记得好像还在上小学的我，跟父亲到新集赶集，挑着空竹篓走在前面的父亲，轻轻地哼唱起来：“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她的帐房，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听见父亲第一次唱歌，还是如此优美舒缓的曲调，我愣住了。有人从对面走来，父亲停住了哼唱。
　　父亲的文艺喜好也影响到了我们兄妹，记得我读的第一本课外书便是父亲给的。有一天父亲从高台赶集归来，给我买了一本《智取华山》的连环画，定价九分，要知道，那时的鸡蛋两分钱一个呀。见我喜爱，父亲又从他的药书箱里翻出了苏联小说《在那遥远的海岸上》《红色的保险箱》，和当代长篇小说《朝阳花》。字还没认全的我，便懵懵懂懂地读起了比课本还厚的文学书籍。从那以后，读书便伴随我到现在。父亲送给我的书，至今还珍藏在书柜里，这是父亲留给我的遗产。
　　人事凄凉，回首便他年。一九七九年五月，父亲得到平反，二十余年的冤屈得到纠正，父亲倍加珍惜工作。钻研医术是父亲终生的追求，尤其是在他重新工作后更加凸显。
　　父亲退休后，和母亲一道帮我们兄妹照看孩子，看着父亲清瘦忙碌的身影，常在心里想，等孩子再大些，待我工作稍闲些，就陪父母出去看看。
　　天不佑人，一九九八年清明节的第二天，在霏霏细雨中，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弥留之际，他不让我们告诉远在云南边防部队执行中国边境第二次大扫雷任务的小弟，直到三个月后县武装部与云南边防排雷指挥部联系，小弟才知道父亲去世的消息。父亲做人的胸怀，为人的品德，让我们心戚感念。
　　父亲走后，在他书案上放着一套《资治通鉴》。五卷本他读了三本，书中有评点。另两本还没来得及读，覆膜的包装还未拆封。这是父亲作为知识分子，辛勤一生求知一生的见证。
　　世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形同陌路，而是天人永隔；世上最大的悲哀，不是不亲不孝，而是子欲孝而父不在。十八年来，我写过很多文字，却没有一篇怀念父亲的文章，这都是为儿的罪过。
　　愿这篇秋夜篇章，能以心灵接引的方式给父亲些许慰藉，能赎回我如山的歉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