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利文（左）赠与本报社珍藏影集
    上世纪80年代农村老人们打台球
    上世纪80年代孩子们跳皮筋
    上世纪80年代市民在街道弹棉花
　　赵利文，摄影师，1968年生于西安。从1985年到1989年，他用四年将镜头对准了西安这座城市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拍下了近两万张生活照片。先后有600多幅摄影作品被博物馆与艺术机构及私人收藏，作品有《世俗西安》《长安名人写真》《流浪艺人》《别墅人家》《终南隐者》等。 

　　绿军装、红袖章和28式自行车、大红大绿的扭秧歌、灰蓝主调服饰的成年人和衣服鲜艳的儿童、大跨步穿越街道的出家人……
　　日前，陕西本土纪实摄影师赵利文出版并发行了《1980年代的城市记忆》一书，不少摄影爱好者及摄影收藏家都感慨：在西安，有这样一组内容丰富又杰出的作品来展示上世纪80年代的生活面貌，实在是一种幸运。近日，本报记者专访了这位30年来孤独地行走在中国大地上的“摄影艺术民工”，一起去了解他与摄影是如何相互成全的。 

　　如果不是父亲，我压根就不可能喜欢摄影
　　赵利文从小在西安西郊的工厂长大，说起自己的摄影之路，他最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父亲。赵利文说：“如果我父亲不搞摄影，我压根也不可能喜欢摄影。”据赵利文回忆，他的父亲是从1972年开始做摄影的，一直到60岁退休，干了将近30年，而赵利文最开始是通过看父亲订的杂志《中国摄影》《大众摄影》开始接触摄影的。
　　而赵利文对摄影开始感兴趣则是到了初中，赵利文说：“那时候我父亲在厂里因为工作的关系，拍了一些名人（类似于董必武他女儿），我就把那些照片拿给我的同学们显摆，那时就开始朦胧地对摄影有点兴趣了。八十年代流行各种摄影小团体协会，我父亲工作之余负责给各个厂房、单位讲课，这些关于摄影的基础知识，我也跟着听。到1984年的时候，我基本上会用相机了，焦点能对实，就拍些花鸟、动物。”直到高一学校运动会时，赵利文用父亲的小号相机，给学校拍了拍照，他说：“那个年代有个相机简直不亚于有一辆奔驰车，挂着相机让我觉得自己特帅，还能获得不少女孩的青睐。”
　　1985年，赵利文高中毕业了，差不多就是这期间，他通过父亲认识了《陕西画报》社的摄影记者潘科，潘科也是对赵利文影响最深的恩师。他说：“父亲告诉潘科说我喜欢摄影，请他给调教调教，而潘科则鼓励我说‘去拍摄老百姓过日子的真实镜头’。于是我蹬着一辆自行车，挎着父亲的相机，开始扫街。那时的老西安街道狭窄，房屋低矮却古风犹存———既有像新民村那样的大杂院，也有像西大街两侧那样众多的四合院。我不仅扫街面，更重要的是深入到院子里去，走进陌生人的生活，更试图走近人的内心，像是老百姓吃饭、聊天、纳凉、取暖、洗脸、理发，甚至生气、吵架，这些日常的生活画面我都记录了下来。” 

　　曾“下海”创业，最终回归原点认真拍照
　　到了1990年，赵利文的父亲托人把他安排到了远东公司军品所43车间，当了一名钳工，一份有指标的正式工作。“我平时就拿着相机晃悠，当然不愿意老老实实待在厂里安心做工人。于是我这犟脾气一上来，就和家里人闹腾，我想和曾经的摄影老师‘下海’创业，家人肯定不同意，矛盾也很激烈，不过最后还是我赢了。”
　　1991年赵利文离开了工厂，开始跟着恩师潘科所办的广告公司学经验，随后自己也创办了广告公司，而他策划的第一本刊物就是收集一百个名人的写真集。“那个年代名字都起得怪，模仿日本，起个‘写真’，显得洋气些。我记得当时挣了近十万块钱，这也是我的第一桶金。”赵利文所拍摄的这一百个人，是他一个个挨家挨户找来的。当时为了给肖云儒拍照，前后找了三次，最终将肖云儒深深感动。“我当时脸皮厚，寻思着，你是个名人，但你也是个普通人。”而肖云儒评价他说：“当它按动快门的刹那，摄者与被摄者，便在镜箱中撞击出光亮，感光的是他心灵的底片。”随后肖云儒又给他介绍了陈忠实等一些名人认识。
　　1992年，赵利文第一次去拍陈忠实，不仅给他拍，还给他母亲拍，还拍他们在街道吃甑糕的画面。每次给他送照片的时候，他也会送赵利文一两幅他写的书法作品。陈忠实还评价说：“在摄影上，赵利文是我的老师。”
　　随后，赵利文还办过杂志，开过印刷厂，直到2007年，他解散了不能适应环境变化的小公司，回到原点：一个只想好好拍照片的赵利文。
　　贾平凹曾感叹“老西安就是少有照片资料”，又说“没有照片的老西安正是老西安”。其实一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如此系统性的照片资料都很少，这也是赵利文照片珍贵的原因之一。问起赵利文在众多老照片中还原一个城市的过去，意义何在？赵利文说：“我觉得那个年代再也回不去了，城市的这种变迁，留下了再也回不去的记忆，影像的价值就在于你把它还原了，把它的灵魂给捕捉到了，留下来让今天的人们去解读当年的这种东西。” 

　  希望更多人关注摄影作品的收藏与展览
　　三年前，赵利文把家里弄成了工作室。客厅、餐厅、书房、卧室挂满了自己收藏的46幅摄影作品。家里人来人往，妻子和女儿也不反感，喜欢这种文化气氛。
　　提及他是出于什么原因想要收藏时，他说：“1990年，我拍老西安时，在白鹭湾遇到一位大爷，他把自己从垃圾台捡来的各种画报图片剪下来，在家门口办了一个展览。国内这几年摄影收藏很热，大部分摄影师的作品与普通百姓无缘。前些天，有个学生选了我两幅作品，一幅八百元，两幅一千六。学生也开始有这个意识，能节衣缩食收藏我的作品，我很感动。收藏为了什么，无外乎一个喜欢。喜欢的事情，总是让人看到希望。”
　　有人说，赵利文你这些年光想挣钱了，可赵利文自己并不这么认为，赵利文觉得自己跟别的摄影师不同的是无时无刻不在做摄影。赵利文认为自己通过相机架起了和别人沟通的桥梁，认识了各界不同的朋友，这种丰富的生活经历激励着赵利文想要不停地呈现好的作品。所以后来他说：“摄影人，不要老在圈里，要丰富人生，要跨界。”
　　与当下相比，赵利文拍摄的那个时代几乎没有什么功利性，赵利文拍照时没想过获奖，他说：“当时能获奖的大多是‘高大全’、‘红光亮’，谁会理睬平常的市井生活呢？”于是，赵利文把近两万张照片压在了箱底。
　　但是伴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人们对往事的追忆，使得赵利文尘封了二十多年的老照片受到追捧。2009年，西安旅游集团买下了188张照片。2013年，西安城市记忆博物馆收藏61幅作品，西安国际中心又买了15幅老照片。2017年，西安原影像馆收藏12幅老照片。
　　这些机构都为老西安的影像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因为它们将这些影像作品推到了大众眼前，而在国外，摄影博物馆的发展为影像提供了展示平台，欧美的大城市几乎都能见到“摄影博物馆”。但在国内，目前仅有两家“摄影博物馆”，分别在北京和浙江丽水。“摄影博物馆的存在，也是为保留更多的图像资料，尤其是散落在民间以及摄影家手中的老照片，有着积极的作用。”赵利文表示，老照片只有被展出，被用于各种教育场所，它的价值才能得到真正体现，保留老照片，更不如说我们在留存城市文化记忆。在赵利文看来，中国也该大力提供并发展摄影博物馆。
　　据赵利文介绍，美国经营影像作品的画廊多达两万多家，而我们的认识发展比较晚，因此，中国民间机构从事影像收藏和推广的仅有100多家，多集中在发达城市以及沿海城市，我们陕西少之又少，虽说民间有很多收藏家，但他们多半也是自己热爱收藏，很少有平台可以提供给他们来做展览。他说：“我既是摄影师又是收藏家，因此我很能体会摄影师在专题摄影上面的付出。对于影像作品的创作者——摄影师来说，不应谈论相机多么昂贵，而应关注谁的作品更好，谁收藏的作品展现了社会的变迁，谁为将影像留存下来做出来贡献，而政府也应大力投入资金支持，面向社会收集老照片并将其存入档案，不仅要分类保存，还应组织专家对照片进行考据，并整理照片背后的故事，相关历史背景等等，真正做到留存城市文化记忆。”文化艺术报记者 康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