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遗迹在“丝绸之路”文化里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当代书法的发展同样具有启发意义。
　　说到丝路文化，书法界的人会很自然地想到《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就书法而言，它并不是唐代最有影响的碑刻。其书法风格接近颜真卿的《多宝塔碑》，但更清瘦、挺拔、秀气，线条也没有颜体那么大的张力，唐代具有这样艺术水准的碑太多了。但是这块碑又很出名，因为它与景教在中国的流传有关——它是早期基督教在中国流传的一个证明。
　　景教作为基督教的一个分支，与儒教、道教、佛教完全不相干，它能够在中国流传并发展，能够在唐代得到弘扬，并且从唐太宗、高宗、玄宗一直到德宗时期都曾立此碑，体现出大唐的胸怀。所以丝路文化在历史上能够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与汉朝、唐朝在世界上的地位有关，与当时统治者的气度有关。“一带一路”的国家倡议，推动了对丝路文化的进一步研究，也使文化领域更加关注与之相关的文献、文物，以及其所具有的文化与历史意义、史料与文献价值。
　　常言唐人尚法，其实唐人的“法度”不但体现在楷法森严上，更体现在不同楷法之间的丰富多彩与深刻变化上，比如颜体和柳体便给人完全不同的审美感受。即便是唐代的墓志，字体、风格的变化也都十分丰富。因此，唐人的法度绝不是建立在简单的大一统上的，而是建立在法度森严但又彼此独立的风格基础上，或者可以说，唐楷的根本是“变化”。
　　唐人的“尚法”不仅体现在楷书上，还体现在草书上。唐代草书的法度是最森严的，这“森严”通过孙过庭的《书谱》那种兼及创作和理论、逻辑缜密的方式表达出来，通过“颠张醉素”看似狂乱、非理性但又绝对合乎草法的创作方式表达出来。在草书创作上，今人的问题是没有很好地继承唐人书法的风神，也缺少唐人的学识与胸怀。其实，只要能够把握住大唐书法的风神，洞悉唐代一流、顶尖的书法家的人生经历，体悟经典不是简单的书写，而是人生历练的一种集中体现，所有的问题便迎刃而解。
　　“丝绸之路”上出土的书法遗迹，数量最多的无疑是汉简。这些汉代简牍，生动、鲜活地记录了两汉时期我国与中亚、西亚、南亚地区交往的历史。就书法而言，汉碑和汉简之间是有区别的，汉碑是书丹以后刻出来的，再拓成墨拓，而汉简则是用毛笔直接在竹木简上写出来的，这是二者最基本的区别，也由此产生了更重要的区别——书写态度。碑的书写是正式的，和宗教、宫廷有关，其文辞、内容、字体甚至书写与刻制的过程，都非常严谨。而汉简的书写是真实书写的体现，往往处于一种放松或自然的状态，没有必须写好的压力与负担。汉碑的整饬与简牍的率意，在审美上完全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所以在学习古代作品的时候，一定要了解这种不同，从而更好地把握住各自的特征。
　　学习汉碑中的隶书，必须与同时代的简牍联系起来研究。汉碑大多是当时有身份、有地位的书家所为，书写的过程自然也十分认真甚至刻意，简牍的写手大多是一般的文书，所以从书法的角度而言，一定要分清哪些是高手发挥最好的时候写的，哪些是初学者刻意的、记录时写的，从而才能更好地学习与借鉴。
　　“丝绸之路”上的文物非常多，我认为其中可资借鉴的有关书法的类型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内容：首先是一百多年来陆续出土的简牍，它是丝路上数量最多的书法遗产；其次是青铜器，如秦公铜簋上面的文字也是丝路文化早期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是各种造像，上面所记载的一些内容有很高的宗教与文献价值；第四是西域出土的各种文书，如高昌文书等；第五是写经，像敦煌的一些经卷，都十分有代表性；第六是宋元时期很多与文字有关的文物，如钱币等；第七是各种图形印，如新疆出土的玛瑙印；第八是西域出土的各种墓志以及石造像塔上的文字与书法。
　　作为当代书家，我们在审视丝路文化与相关书法遗存时还必须体现出一种文化的情怀与精神。书法境界的高低，未必一定与所谓的“艺术创作”有直接的关系，汉代简牍、敦煌写经在当时都不是当作书法作品创作的，没有一个写手或经生会把自己当作书法家，但是他们无疑有信仰、有宗教的精神，可以超越功利、超越某种目的，其意义在时间长河中自然会得到显现。
　　（作者为《中国书法》杂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