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的时候，不止一个同学劝我：“你找份别的工作吧，公务员对形象的要求很高。”
　　去街道办事处任党委副书记的时候，也有人担忧：“小心别人藐视你哟。”
　　我知道潜在的风险，谁叫我身高一米六都没有呢？
　　我嘴硬：“这又如何？我是去工作，不是投篮，更不是选美。”我暗暗扫视了一下自己的藏书，心中才真有了底。
　　第一印象很重要，我不是玉树临风，但可以努力做到谈笑生风，“人言六郎似莲花”，那我就试试舌灿莲花。
　　朱自清先生曾说，《左传》《战国策》与《世说新语》是中国传统中“三部说话的经典”。那我就全部买下细读，不仅读还抄，我记得有一年抄了28个笔记本。这样说话就能够引经据典了。但给人的感觉有点“食古不化”，于是我涉猎了逻辑学和修辞学。
　　我硬着头皮读康德的《逻辑学讲义》、穆勒的《逻辑体系》、柯匹的《逻辑学导论》和金岳霖的《形式逻辑》，读不懂时就看普及本、甚至中小学入门读本。这样我对归纳演绎、“偷换概念”、“比拟不伦”、“稻草人谬误”等都有了较多的了解，无论是起草公文还是会议发言表达都更严谨了，层次和条理也更清晰了。
　　修辞学则从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和周振甫的《修辞学九讲》开始啃，渐渐地，我领悟到真正精彩的讲话不是喋喋不休、夸夸其谈，而是“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是一句话说到点子上，是用画面感和感染力都很强的形象语言令人恍然大悟、印象深刻。就像当几位翻译和文艺工作者都向外宾解释不清《梁山伯与祝英台》时，周总理一句话就说明白了：“这是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读了这些，不一定能“接地气”；也有领导反复叮嘱我：“要吃透下情”。一次我在清代徐文弼编刻的《吏治悬镜》中读到一段话：“一邑之山川、人物、贡赋、土产、庄村、镇集、祠庙、桥梁等类，皆志书所毕载。新莅是邦，一为披览，则形胜之舆衍扼塞，租庸之多寡轻重，烟户之盛衰稀密，咸有所稽，政理用是足以取衷焉。”
　　于是我知道了要读当地的志书。我先后在四个城市工作过，每到一地就先翻阅当地的市志、县志，到乡镇调研之前，也先查找县志中关于该乡镇的记载。这样很多小地方的发展脉络、经济基础、地理区位、名胜古迹等我都了解了，指导工作有的放矢，不至于满口套话。11年前我是从家门到校门再到机关门的“三门干部”，现在，有人说我是“经验比较丰富”的“洞庭湖老麻雀”。
　　能说会写、熟悉民情只是基本功，不懂经济怎么带领群众脱贫奔小康？我又从凯恩斯、哈耶克读到弗里德曼、萨缪尔森、曼昆，读不懂时就看看王则柯、张维迎、吴晓波、巴曙松怎么说，并且辅以各种企业家的传记，看看盛宣怀、张謇、陈嘉庚、洛克菲勒、李嘉诚、巴菲特到底是怎么捕捉商机、规避风险、策划营销的。读过一些理论书后，发现很多时候人们的“直觉”是错误的。譬如不少人看到街上餐饮店很多，也打算卖小吃，我就告诉他，街上饭馆多不是因为市场大，而是开业的门槛低，其实能支撑5年的餐饮店特别少；有企业拼命压缩成本想当然地认为可以获利更多，我就提醒他们：消费者能接受的价格主要受供求关系影响，和成本关系不大。我也形成了习惯，那就是做决策时不仅要有性质的判断，还要有定量的分析，不仅要斟酌文字，还要计算数字。
　　一路坚持下来，我已经快忘了当初读书只是为了让自己得到更多的人更快的认可，读书现在已经成为了我的一种精神需要，因为读书让我遨游新天地、晤谈众高人，翻开书页就仿佛“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打开书本就能看到另类的风景、体验别样的人生，让心胸更加宽广阔大。回老家时，也曾有小伙伴说：“你比以前帅些了。”这就是读书的好处。我无法改变风向，但是可以调整风帆，我没有增高鞋、大长腿，但是我可以改变气质，我不是“长腿欧巴”，但不妨做“奇异博士”。
　　当然也曾被人误解：“你打算回高校当老师吧？”实际并没有。我觉得读书是一名合格公务员的天职与使命。教授如果不读书，直接影响的只是教学和科研的质量，但公务员尤其是有决策权的领导干部如果不读书，轻则出台的政策不合规律，难以推行；重则不仅不能发展民生，而且侵害群众利益。领导干部不学无术，负面作用更大，怎能不读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