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被称为榆林地区声乐教育的“泰斗”式人物,曾得到著名声乐专家金铁霖的赞誉。
2015年,第一届“陕北民歌大赛”获奖的十大民歌手中,有六位是他的学生;他是陕北新民歌的创作者,是对陕北民歌有杰出贡献的人物之一。
从上世纪60年代从事声乐教育工作以来,他为榆林培养了数以千计的文艺人才,如今已是桃李满天下。
他叫孟宗伋,今年78岁。
极力反对歌舞演员改唱戏曲
孟宗伋是陕北绥德人,在那块民风淳朴、充满陕北民俗风情的土地上,受大环境的氛围熏陶,他从小就热爱唱歌跳舞。中学毕业后便考入西安音乐学院,主修声乐,辅修钢琴。1962年毕业后,本有更好的就业选择方向,他却选择了回榆林。“我要去有沙漠、草原、桃花水的榆林演唱、舞蹈,去锻炼自己,体验生活,学习、挖掘更多的陕北文化艺术。”
刚回榆林,孟宗伋先被分配到当时的榆林县总工会,做着行政工作,期间下乡的时候,他经常会一个人嘴上哼着小曲,脑子里想着如何把自己学到科学声乐唱法与陕北民歌结合。
全国农业学大寨期间,革委会代表找到孟宗伋,问其能否负责组织成立榆林农业学大寨宣传队,因为当时只有他是学音乐的。宣传队成立之后,孟宗伋从各机关抽取了一部分文艺人才,在短时期内排练演出后,就开始下乡演出,走到哪就把当地的好人好事编写成节目,得到多方的认可和叫好,《榆林农业学大寨战歌》就是这个时间谱写的。
70年代,榆林当时的宣传队改建成榆林县文工团。在孟老师的带领下,县文工团先后排练《刘三姐》《江姐》《兰花花》《三十里铺》《牧童与小姐》等歌剧和民族歌舞剧,引起社会各界的热烈关注。其中民族歌舞剧《兰花花》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共演出100多场,成就了榆林剧团演出史上的一段佳话。在这期间,孟宗伋收了三批学生,其中最后一批学生被他认为是有史以来榆林最好的一批舞蹈、声乐演员,即使用现在的角度来看都没有能够超越他们的,而且这批学员在全国反响也不错。
文革后,全国好多剧团改成了戏曲团,当时榆林县长要求榆林文工团唱戏曲,孟宗伋极力反对,理由是自己招的都是歌舞演员,如果转变成戏曲演员,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当时他已经送这批演员在陕西省歌舞剧院学习,演员们正是能够拿得出手的时候。正值此时,陕西省召开第一届音乐舞蹈调演,地区文化局试探榆林文工团能否参加比赛并获得奖项,孟宗伋在没有帮扶情况下,请来了自己的老同学霍向东(国家一级编剧,曾任海政歌舞团团长),一同编排了一台具有浓郁陕北地方特色的民间歌舞晚会。
调演期间,邓丽君的唱法传入大陆,一时间民间的演唱方式、歌舞陷入萧条期,其他地区大部分借鉴的是邓丽君式的唱法,唯独孟带的剧团是以纯陕北民间的方式演出,晚会演出后艳惊四座,第一次让众人知晓榆林还有这样一支高水平的演出队伍。1982年,文化部专调文工团赴京进行示范表演,王向荣、郭云琴等一批陕北民歌演员也随团演出。
1982年,榆林民间艺术团正式成立,孟宗伋任业务团长,主抓业务,在发掘整理、继承研究和发展陕北民间艺术方面取得了优异成绩,培养了一大批具有极高艺术造诣的演员,这批演员也在后来成为了榆林文艺界的中坚力量。
1988年7月13日,榆林民间艺术团受邀到国外演出,分别参加了法国卡娜第15届国际民间艺术节、瑞士马蒂尼第9届国际民间艺术节和苏联莫斯科首届民间艺术节,历时45天,演出27场(次),博得高度赞誉。这些背后,孟宗伋功不可没。
1989年,孟宗伋又被组织安排到当时条件艰苦、教学力量相对薄弱的榆林地区艺术学校出任校长,继续从事声乐教育工作。这一任就是十年,在这里他培养出了榆林民间艺术团和秦腔团的一批主要演员。
“十大陕北民歌手”中六位是他的学生
孟宗伋说,因为自己当初在学校学的是美声,通过他的自身体会,把在校期间老师教的东西带回到陕北来。起初人们都不认可这种唱法,后来他就自己琢磨,如何把在校期间学习的科学方法和陕北民歌结合起来。
“当时榆林条件艰苦,连一架钢琴也没有,我就用一架破旧的手风琴来教他们。”孟宗伋是当时榆林少有的声乐学院派,掌握非常系统和科学的音乐知识,可他从没教过学生,怎么教,教得对不对,他心里直打鼓。“学员们都没有接受过正规训练,我们的教学条件也十分有限,我只能是边教边学边摸索。”
在这过程中,他发现不管什么唱法,在保持科学的唱法前提下,它们之间有几个相同点。比如气息发声,气息是要放到横膈膜这个地方,民间称为丹田。如演唱时的喉头稳定,这是有助于保护声带,这都是共同的。然后是从口腔打开的基础上去区分,美声唱法好比一丈长的管子,民族唱法是五尺长的管子,通俗唱法就像说悄悄话。
孟宗伋以美声唱法里的科学方法为基础融合陕北民歌的特色,陕北民歌的主要特色就是高腔用的多,他就想着把唱腔移高一点,这样可以让喉头不那么使劲。他用自己独创的“土办法”把脸分为三等分,然后教学生从二等分和三等分唱出来,如果学生还理解不来,他就以手电作比喻为学生解释,当拆下手电筒聚光碗时,灯光是分散的但是面积不广,但是当安装上聚光碗时,灯光照的远且有穿透力。歌唱演员站在舞台上,不能光让前面的听众听到,要像灯光一样有穿透力,让后排的听众也能听到。他尽量用生活中的东西启发学生,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让学生能够理解。在歌唱情感方面的处理上,这本来是个很简单的问题,但是他却在这方面要求很严格。
在摸索出来这些教学方法后,他就带着自己的学生去西安请教自己在音乐学院的老师点评,请他们指点教学方式、方法,却意外得到老师的认可。后来,他又去上海音乐学院进修,当时上海音乐学院民族声乐创始人之一王品素对他的音乐理念很认可。这样,他坚定了自己的声乐教学理念。
在榆林民间艺术团成立后,孟宗伋把学生刘鸿飞送到海政文工团学习,想让学生尽可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刘鸿飞学习期间,被人引荐给著名声乐专家金铁霖,几次试唱后,金铁霖对刘鸿飞的唱法和发声方法大加肯定,并赞誉孟宗伋“没有把学生教坏一点”。
在原声态唱法方面,孟宗伋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在不冷冻声腔的前提下,克服气息和喉头的解放困难。
现在,他还不厌其烦在为自己的学生“抠歌”(即解释歌曲每句歌词的意思,每句应该怎么唱,声音应该怎么送),避免把歌曲唱得没内在、没感情。“歌曲谁都能唱,但是要唱得有声有色、有感情,就不容易。好比讲故事,没有感情,是完全不能够吸引人的。”
2015年,由陕西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广电局、省文联、延安市委、延安市政府、榆林市委、榆林市政府联合举办的“陕北民歌大赛”,最终获奖的“十大陕北民歌手”中,孟宗伋的六位学生位列其中。
现已78岁高龄的他,每周往返于延安西安两地,为声乐教育贡献力量。他说,看见自己的学生成长,是一种幸福。私底下,学生都称他为“孟爹”。有一次一名学生参加比赛,登台前致电孟说紧张,孟为他宽心,名次不重要,发挥水平就好。最终,学生得了第三名,给他打电话时激动得哭,孟也激动得流泪。
陕北民歌创作要像柳青那样扎根基层
经人推介,由陕北原生态歌手高世红、白成云、徐志宁三人组成的红都组合找到孟宗伋,请他为组合编曲。他为他们创作了《小桃红》。近日,他正在为红都组合创作新的陕北民歌《红鞋穿上硷畔上站》。说着,他拿来曲谱唱了起来:“你穿上那个红鞋哟,硷畔上站哟,把我们后生心呀心扰乱……”
他改编的《黄河船夫曲》,曾作为维也纳春节音乐会的开场曲,改编的《哪达达都不如咱山沟沟好》作为收场曲。
建国六十周年有合唱比赛,榆林地区工会主席找到孟宗伋,想找他为参赛队伍选曲,他建议选择具有地方特色的歌曲,最终选了自己改编后的《黄河船夫曲》为参赛曲目,经过一个月的排练,二十五支队伍中榆林参赛队获得特等奖中的第一名。
孟宗伋觉得陕北民歌要发展,但是发展不能脱离原本的框架,要继承原本的内在。词怎么说都可以,但是音乐素材里一定要有陕北的元素,要有本地的音乐特色。过去的陕北民歌,因为人思想的闭塞,情感是那种封闭的,不同如今年轻人敢于表达自己的情感。为什么陕北民歌出现那么多的爱情歌曲,就是因为两人之间即使有爱慕之心也不敢表露,个人就在山野间靠唱歌释放自己的压抑,慢慢地你传他、他传你传开的。
他觉得以现在的情况来说,因为人们观念的转变,在陕北民歌创作方面比较难把握。不管如何创作陕北民歌,他建议始终不要脱离陕北音乐这一素材。且要有生活经历,要到民间底层去,去体验、了解大众的想法,像柳青那样扎根基层,了解基层的需求,才能够创作出新的佳作来。
陕北民歌发展存在的问题:不管是保持原来的,还是写新的内容,随着生活结构的改变,过去是封闭的状态,现在人们都走出了家乡,生活节奏改变,要写陕北音乐素材,还是需要反映这样的生活,但是陕北的音乐元素不能变。
不管怎么改变,陕北土地都具有它独特的音乐特色。为什么说陕北民歌能在全国甚至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有它的独到之处,不管怎么改编或改写,都应在这个元素里去写。
从陕北民歌发展历程看,1942年以前,陕北民歌在民间流传比较多。1942年后,好多文艺工作者来到陕北基层生活,搜集了很多陕北文艺素材并出现许多优秀的陕北民歌。解放以后,《兰花花》在世界舞台得到金奖,新时期以来《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一批优秀作品,将陕北民歌推到一个新的高度。但之后,让人眼前一亮的歌曲,似乎没有了。
陕北民歌如何出新,得做很多研究。如何反映现实生活,人民如何富裕、生活如何变化等等,这些都要用新的概念去演唱陕北民歌。“目前虽然有一些歌曲,但是很难流传下去,和久唱不衰的《南泥湾》《我的祖国》很难相比。但是,现在愈来愈多的人喜欢唱陕北民歌,这是一个好兆头。”
文化艺术报记者 李济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