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舅爷。二舅爷。大舅奶。二舅奶”
“叔。”
“姑。姑父。”
睡眼惺忪的我推开房门便见家中又是济济一堂,出于我们秣村的习俗,我挨个喊了一圈人,权当打招呼吧。一大家子全在一个村上有个好处,也是坏处,便是可以时不时聚在某家吃个饭,顺便八一八张家长李家短。秣村这地方小,一点儿事都藏不住,一群人忙过了插秧收稻打油菜籽便就是竖起耳朵听着邻居家的动静。
看这架势,怕是有什么大事。
果然。
大舅奶嗑了口瓜子儿,把头往前凑了凑,“哎,你们知道吗?老张头前些天在城里医院查出来癌症,晚期啦!”
“什么?他前些天不还好好的嘛?这么说,他没几天活头喽?”二舅奶往后缩缩身子,垂下眼睛叹了口气,“真是苦了他那个小娃子了。”
她口中那个“小娃子”就是多儿,八九岁的小男孩,我的小玩伴。他小我四岁吧,总是喜欢跟在我屁股后面叫哥哥。他圆圆的脑袋剃个平头,黝黑的皮肤上嵌着一双不大不小的眼睛。这眼睛很是奇特,不悲不喜,深邃得仿佛是个老谋深算的商人,而不是他这个年纪的孩子。他很少笑,也从不哭,仿佛就永远淡淡地看着这个世界。他还很倔。有一次我锁了门不想见他,他竟然扳开窗户爬了进来,就愣愣在我旁边站着,什么也不说。说真的,我也觉得这孩子有些古怪,但情有可原。
老张头五十多岁了,因为小时候玩闹时没注意,瞎了一只眼,所以一直没讨到老婆,一直一个人住在一间小屋子里过他平淡的生活,靠着残疾低保补贴和偶尔编些竹篮子挑到集上卖来维持生计。前些年不知从哪领养个孩子,领回来的时候已经懂事了。多儿知道老张头不是自己的亲爸爸,他也不追问自己的身世,只是和老张头相依为命过着日子。偶尔来找我打打水漂钓钓虾。
“听讲老张头在给那娃子找下家呢!”大舅奶用手掌抚了脸颊。
我连忙去找多儿,他并没什么不同,依旧不哭不笑不说话。一路低着头踢着石子来到河边,捏起石子丢了出去。石子点了五下水便被吞没在河心。他用手抱膝坐下来,望着河对岸的村子,只望着,并不出神。听说将要收养他的人在对面村子。
我回想起大舅奶刚讲的话,收养的人家提出要求,接走多儿之后要为他改名换姓,并不许老张头再见多儿,死了也不让回来。这让多儿又如何想?毕竟和老张头相依为命了几年,他会留下来陪老张头吗?还是依旧这样冷冷地接受命运?
我和多儿回去的时候,老张头正从一辆破旧的三轮车上搬下一台旧电视机,几张碟片,一个话筒。多儿走过去,习惯性地拿起一捧碟片进了屋。他并不看老张头。
接下来的日子,每天白天都能听到老张头的嘶吼,沙哑的声音,歇斯底里,仿佛叫嚣着命运的不公。虽然声音震彻四邻,吵得紧,但想到他没多少日子了,便也没人劝他。
没过多久,就有一对中年夫妇来接走了多儿。坐在电瓶三轮车摇晃的多儿依旧没有哭,也没有笑,望着老张头和房子,也没有出神。
倒是老张头,偷偷地,抹了一把眼角。
多儿走后,老张头更是没日没夜地唱,或者说是吼。偶尔他也会把家里唯一的一个小沙发搬到门口,晒太阳,或者,也许是望着多儿走的方向。也许他也期望在路口看到多儿,但是他知道,契约上说了“死生不复相见”。况且,他也不是多儿的亲生父亲。
日子久了,老张头也更虚弱了。他没有力气把沙发搬进搬出,便索性就放在门口了,嘶吼声也越来越弱,只剩音乐日夜喧哗着,像哀乐一样,不分昼夜。
老张头终于难进饮食了,他用尽所有的积蓄住进了医院,希望在有人照顾中离开世界。从此我也真没见过老张头。只偶尔一次路过老张头的空房子,看到他常坐的旧沙发上有什么在翻动,走近一看,是送走多儿的那张契约。契约上一个手印红润饱满,另一个轻轻地印了半个手指。
我把契约塞回沙发,让它替着老张头望路。
我再没见过多儿。不知道他的日子过得怎样了?哭过了吗?或者,常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