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
　　樊锦诗，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出生上海，北大毕业，这个江南姑娘在最青春的岁月选择来到大漠深处，爬进黑黢黢的洞窟。
　　这一待，便是半个世纪，自此，敦煌，便是她血脉里割舍不掉的一部分。 

　  阴差阳错，敦煌情难舍
　　1962年，在北京大学考古系求学的樊锦诗，报名到敦煌研究院实习。出于喜欢，也是好奇，她在敦煌看了一个接一个洞窟，很是满足、很是震撼。
　　而更令樊锦诗震撼的还是生活条件：这里缺水没电，房子和家具都是土块垒的，门是透风的，天花板是用报纸糊的。一天只能吃上两顿饭，更别提卫生设备。
　　有一次，她半夜想上厕所，刚出门就看到两只绿绿的大眼睛正瞪着她。她被这只“狼”吓得心乱跳，赶紧关上房门，瞪着天花板等天亮，第二天一早上才敢出门。发现原来那不是狼，是头驴。
　　樊锦诗的父亲是工程师，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她从小生活在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条件优越，哪里吃过这种苦？几个月下来，水土不服、营养不良，她只得提前结束实习。当时，她心里念着：“不想再回来了。”
　　可世事弄人，待到樊锦诗毕业分配工作时，敦煌研究院来北京大学要人——4个实习生都要！
　　樊锦诗的父亲心疼女儿，写了厚厚的一封信，要女儿交给学校的领导。可不知为何，她却把信截下了，干脆地背起行囊，再次奔赴注定与她纠缠的敦煌。
　　毕业一年后，被分配到武汉大学的恋人彭金章，来到大西北看望他心爱的姑娘，发现她变了，吴侬软语里夹杂着砂砾，哪还有那个俏皮的上海姑娘的样子？ 

　　我不走了，要不你来吧
　　1967年，樊锦诗与彭金章结婚。一个在武汉，一个在敦煌，这对新婚夫妻开始了长达20年的分居生活。
　　其实初分配到敦煌研究院时，北大的老师曾承诺3年后，就帮忙将樊锦诗调到武汉大学，让他夫妻俩团聚。但世事弄人，他们等了3年，又3年。
　　期间，两个孩子都出生在大西北。樊锦诗工作忙，只能把孩子留在宿舍。每天下班回来，听见孩子哇哇大哭，她心里就放心了：今天没事。要是听不见孩子的哭声，就得提心吊胆。
　　樊锦诗争取调到武汉大学工作，一直未果。有意思的是，直到1986年领导终于点头了，她却犹豫了。
　　爱上敦煌不是一刹那的事情。但是无意识间，这份爱早就牢牢扎根在洞窟里了。
　　常书鸿、段文杰这些敦煌的守护神还在。他们从浮华巴黎、从高校工作室爬进黑黢黢的洞窟，筚路蓝缕，她这位敦煌的女儿总得再做点什么！
　　她任性地对丈夫说，反正我不走了！要不，你来吧！风沙漫天的大西北，分居近二十载的家庭终团聚。 

 　 年近古稀，10年建数字化敦煌
　　1998年，樊锦诗出任敦煌研究院的院长。在任期间，她首提国际合作，利用先进技术进行洞窟环境监测，抵御沙漠侵袭。此外，她还着力改善研究院的住宿条件，为研究人员家庭团聚四处奔波，为年轻人争取出国进修。
　　谁能想到，这个地处戈壁荒漠的敦煌研究院，拥有的博士生数量在全国文物保护界位列第一！而她最值得说道的成绩，当属数字化敦煌的建设。樊锦诗说，世界上就一个敦煌，如果没有了，很多中国古典文化艺术就见不着了。开始自己也不懂，以为保护就是加固工程。后来才慢慢知道，保护原来是多学科的。特别看到壁画和彩塑退化，她就抓紧做档案，拍照记录。但是照片时间久了会退化和变色，录像会消磁。她很担心，所以就老在想如何保护这个事情。
　　80年代末，她去北京出差，人家给她演示电脑，说只要数字化就不会变了。2003年，研究院正在搞数字化，樊锦诗也在琢磨，莫高窟能不能数字化，让游客在洞外看？但是当时，技术是远远达不到的。来莫高窟参观的游客越来越多，1979年开放，游客一万多人次；1984年是10万人次；1999年20万人次；2004年突破40万人次；2015年已达到115万人次。她担心这么看下去洞窟不就看坏了吗？因为很多洞窟空间不大，而且游客呼吸要排出二氧化碳等，带来温度和湿度的变化，都直接影响到壁画的保护。所以她想对游客的参观一定要有所限制。但游客来了也不能不让看。限制也不行，看坏了也不行，那怎么办呢？敦煌数字化给了我们启示，用电影把敦煌艺术“搬出”洞窟，让游客在窟外看窟，最终推出《千年莫高》和立体球幕《梦幻佛宫》两部电影，以仿真电影+实地参观相结合的方式，减少参观时间，提高洞窟承载量。
　　后来不断试验，慢慢改进，2016年4月，网站“数字敦煌”上线，不必去敦煌即可参观30个经典洞窟、4430平方米壁画。网站提供了全景漫游体验，点击洞窟，镜头就跟着鼠标走。每一尊佛像、每一根线条都清晰得仿若人就在现场。通过敦煌数字化，既可以做保护档案，也可以为研究提供资料，还可以为旅游开发数字节目。即使实物退化了，它还在。“数字敦煌”的意义是永久保存、永续利用，是完整、真实、可持续地保护好敦煌石窟，并传给子孙后代。 

　　淡泊身外事，只重敦煌
　　樊锦诗身上有着老一辈学者的学术范儿：生活琐事毫不讲究，对学术怀着一种单纯的执着。
　　对于她来说，这世界上只有两件事：敦煌和其他。
　　2006年，第一卷考古报告初稿完成，樊锦诗拿到北京交给90岁高龄的宿白先生过目，先生觉得不行，她干脆就推翻重做。如此又反复修改了几次，六年后才正式出版。
　　2009年，她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她诧异道：“我怎么就感动中国了？”
　　面对如此荣耀，她却摇摇手说，我哪有资格！
　　每当接受采访，她总说：我的故事很简单，不要写我，多写点敦煌！
　　人们请她讲讲自己的经历，她开口就是：“我想还是先讲莫高窟和它的文化价值”。
　　25岁，她只身前往敦煌；30来岁，她拼命保护敦煌文物；40多岁，敦煌终于通电；60岁，她接任敦煌研究院院长；76岁，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竣工……
　　78岁高龄的樊锦诗先生一年前卸任了敦煌研究院院长，现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国务院参事。
　　然而，荒漠戈壁里的洞窟仍牵着她的思绪，一生不喜名誉，独想着敦煌、念着敦煌。
　　“要不是敦煌，人家知道我是谁？那不是我的荣誉，那是敦煌的荣誉。有一天我成灰了，历史在这儿。” 

　　敦煌面前，都是才疏学浅的小后生
　　樊锦诗说，敦煌有历史记载已2000多年，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咽喉之地”。敦煌莫高窟是公元4到14世纪，历经10个朝代连续1000年的建造留下来的。它有735个洞窟，4.5万平方米壁画，2000多尊彩塑。所以这确实是个文化艺术宝库。
　　莫高窟的艺术主题是佛教，它是形象艺术的佛教，但它所承载的又不仅仅是一千年的形象的佛教史，还是一千年的绘画史、一千年的雕塑史、一千年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所以说敦煌是一部千年的中华形象历史。
　　季羡林先生曾经说过：“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席团审议批准，将莫高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按照遴选条件规定，文化遗产只要达到六条标准中的一条，就可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而莫高窟符合全部六条标准。这充分说明莫高窟是一处具有全世界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化遗产。
　　它的艺术价值。这是连续1000年创造的非常高深的或者有突出价值的艺术。它是多门类的艺术，除了建筑、壁画、雕塑以外，还有书法、音乐、舞蹈艺术。搞音乐，搞舞蹈的人到了莫高窟就太高兴了，这里是音乐宝库，舞蹈宝库。莫高窟壁画内容特别丰富。它为了说明佛教的教义，用各种画去表现，人物画，山水画，建筑画，风情民俗画。此外，壁画里还反映了工农商业，民情风俗，婚丧嫁娶，衣食住行，科学技术，医学，天文，算术，印刷，民族，外来文明等等。所以说它是“百科全书式的宝库”、“墙壁上的博物馆”。
　　比如第156窟有一幅壁画，画里有人推着一辆婴儿车，四个轱辘，跟现在的婴儿车很像。实际上它不是表现婴儿车，而是用母亲推婴儿车来说明父母养育子女，从婴儿出生，到成长成人，父母是如此艰辛，所以我们要知道报父母的恩。再比如说装饰图案画，那也是一千年，人物画也是一千年，山水画也是一千年。敦煌的画有清晰的发展脉络，而且构成了敦煌石窟自己独特的体系。这也都是我们独特的地方，也可以说它的价值。懂艺术的人都知道这里的好。国画大师张大千不远万里，长途跋涉来到敦煌，一待两年多，就是为了看六朝跟唐代的画。他很有眼光。我们从十六国到唐代，六七百年，这段时间是画家、中国艺术发展特别快、富有成就和创造性的时期，名家辈出，可惜画作多为失传。但敦煌保存了下来，还是真迹。所以从艺术上来说，这是非常难得的。
　　藏经洞也是一个宝库。敦煌藏经洞文书，和殷墟甲骨、明清档案、居延汉简一起，被称为20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1900年6月22日，寄居敦煌莫高窟下寺的道士王圆箓在清理第16窟积沙时，发现了公元5世纪至11世纪初的宗教经卷、社会文书、中国四部书、非汉文文献，以及绢画和刺绣文物等共计5万余件。藏经洞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一是新资料。藏经洞发现前，人们所见的书一般都是印刷的，没有什么写本。藏经洞里保存的大都是写本，很多是失传的典籍文献，特别珍贵，既有宗教经典文献，还有《史记》《汉书》等丰富的资料。二是资料范围异常广泛，内容无限丰富，是名副其实的文化宝藏。它包括社会文化方方面面的历史记录，比如说唐代的法律、地契、债券等，都是对古代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好多已经失传了的东西在这里发现了。比如白话文、通俗文是哪儿来的？以前是不知道的，藏经洞发现后就知道了，是唐宋时代流行的话本、变文等那儿来的。汉文以外，还有希伯来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鹘文，吐蕃文等等，对于我们研究亚洲的历史，研究中西文化交往非常重要。所以历史学家周一良先生说藏经洞是“方面异常广泛，内容无限丰富”。综合新华社、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