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13日，中国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刚刚度过自己112岁的生日，当天文化各界诸多人士去周家拜访。第二天，老人安然离世。
　　搜狐文化原定于1月15日主办的“周有光先生112岁寿诞座谈会”，不得不改为“正确认识世界与中国——周有光先生追思会”。几十位学者、出版人、媒体人和周有光的亲属共同缅怀逝者。悲伤与泪水过后，人们说得更多的，是周有光对生命的态度，以及大家如何循着他的脚步继续前行。
　　今年95岁的诗人、人民文学出版社原总编辑屠岸是周有光的表弟。他回忆，“他跟我说，西方有一位哲学家说过，人的死亡是为后来者腾出生存空间，这样人类就可以生生不息，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从这样一个观点来看待死亡，对我来讲很新鲜，印象深刻。”

　  少年革命派
　　从“五四”到“五卅”
　　周有光原名周耀平，是江苏常州人。常州图书馆的一楼，有三个人的铜像：瞿秋白、赵元任和周有光。巧的是，他们都对语言和文字改革感兴趣。
　　周有光的父亲周保贻，晚清秀才，当年考举人半路上遇到大风，船差点翻掉，吓出病来，就没有考成。后办了一个国学馆，招学生教国文。后家庭分裂后周有光则和母亲一起到了苏州。周母受的完全是旧式教育，不会写文章，但是看书没问题。老太太一直活到96岁，去世时耳不聋眼不花，这或许就是家族的长寿基因。除了遗传外，母亲对周有光影响最大的还是处世哲学，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度量要大，遇到困难不要消极”，这种教诲帮助他度过了人生中的好几个难关。
　　周有光从小接受旧式教育，写字、读诗，但是进小学就开始接受新式教育。等到读常州中学，已经开始学英语。中学毕业，周有光报考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学校，结果被两个学校都录取了，但是他却陷入了选择的难题：圣约翰大学是最好的大学，但学费高，家里供不起。当时他的三姐在上海教书，同事朱毓君知道情况后对周的三姐说：“考圣约翰大学比考状元还难，你弟弟考上了不去，太可惜了。我也没有钱，回去找我妈借。”她妈妈很喜欢周有光，就说：“我现在也没有钱，但是皮箱里放了很多嫁妆，拿一个皮箱去当，就可以当两百多块钱。”周有光就这样去了圣约翰大学。
　　1925年5月30日，“五卅惨案”发生。学生罢课游行，声援被捕学生，反对帝国主义，圣约翰大学也不例外。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很受学生爱戴，但他坚决反对学生参加游行，不让出校。圣约翰大学和附中的学生随即宣布永远脱离圣约翰，中国的老师和学生排好队，拿起铺盖就离开了学校。这些离开的师生，后来新组建了光华大学，所以周有光相当于读了两个大学。
　　从“五四运动”到“五卅惨案”，周有光都有不同程度的参与，这正好是他从少年到青年的阶段。他毕业后留在了光华，这时他也恋爱了，和著名的“合肥四姊妹”中的老二张允和走到了一起。婚后，岳父赞助他到日本京都帝国大学读经济学。 

　  青年成家
　　“嫁入”豪门
　　周有光与张允和从认识到恋爱、结婚，长达8年时间。求婚信里，有这样一句话“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张允和的回信有10页纸，主要是为了证明“幸福是要靠自己创造的”。可见，两人的婚姻对周有光来说，还是很有压力的。
　　周有光不是一个浪漫的人，他后来总结两人的婚姻，从很实用的角度来看，张允和对他最大的影响是，劝他不要从政。“我在国民党时期没有参加国民党，在共产党时期也没有参加共产党。其实，他们里面很多重要人物都是我的同学、朋友。而周总理，早在重庆我们就认识，陈毅和我关系也很好。”
　　婚后，两人生下一子一女，儿子晓平，女儿小和。但在抗战时期，“嫁入豪门”生活也不会有任何保障。6岁时，女儿小和因为盲肠炎而逝去，这让他们悲痛万分。周有光一度患上抑郁症。儿子晓平，也被炸弹碎片击伤，生命也一度处于危险中，幸亏及时送到成都的华西医院进行抢救，才捡回一条性命。
　　张允和对周有光的意义，在于在他的生命中置放了一根主心骨，让他为人做事更从容不迫。周有光退休后，在书房看报看书，在狭小的空间内，和老伴每天并坐，红茶咖啡，举杯齐眉，度过恬静的晚年。张允和2002年8月14日去世，享年93岁，如果从恋爱开始算，两人相伴超过70年。

　 中年改行
　　从经济学家到“拼音之子”
　　周有光是冲着社会主义思想家河上肇考的京都的帝国大学，不过他到日本时，河上肇刚好被捕，这个愿望就没有实现。而他在1935年从日本回国后，靠着经济学专业知识谋生，一边在光华大学教书，一边在银行里任职。
　　抗战爆发，周有光转移到了重庆。作为经济学家，他每次都参加周恩来在重庆每月举办的小规模座谈会。之后进入新华银行工作。抗战结束，新华银行派他到美国纽约工作。这一步，影响了周有光漫长的后半生。周有光在农本局工作时的领导何廉，是一位国际知名的学者。抗战胜利后，何廉到普林斯顿大学做客座教授。有一天，何廉对他说：“爱因斯坦空闲得不得了，想找人聊天，你愿意去吗？”周有光答：“当然愿意。”爱因斯坦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算是何廉的同事。就这样，周有光做了全世界“最聪明大脑”的陪聊，一共去了两次。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周有光搞不懂，周有光的经济和金融，爱因斯坦也没兴趣。两个人主要是聊报纸上的问题。爱因斯坦完全没有架子，穿着甚至没有周有光讲究，两个人聊得很开心。爱因斯坦有一句话启发了周有光：“人的差异在业余”。
　　周有光就是靠业余时间成为语言学家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给叶籁士主编的《语文》写稿，并正式用笔名“周有光”。在纽约，和周有光往来最密切的是罗常培和老舍，罗常培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者之一。有一次，罗常培和老舍到周有光家，罗先生无意间看到书桌上放着一叠手稿，原来那是周有光闲来无事的消遣：用一种速记符号，来记录几种不同的中国主要方言。见罗常培来了兴致，周有光又拿出一本讲义，那是他为了方便教外国朋友学中文而编的《中文十讲》，用英语来解释中文，没有一个汉字。罗常培把讲义带走认真阅读，并用铅笔详细做了修改。
　　另外一个贵人是赵元任，他是周有光的常州老乡，在美国教书，二战胜利后，他一度出任全美语言学会的主席。赵元任制订过国语罗马字，不用中国汉字的符号，而是国际通用的字母。赵元任的方案，从学术角度讲是很好的，但不利于推广，不过他的思想对周有光有很大的影响，后来周有光的汉语拼音方案，借鉴了赵元任的成果。另外，曾翻译《共产党宣言》的著名语言学家陈望道先生，也曾在拼音文字研究方面指点过周有光。
　　这一切，让业余搞语言文字研究的周有光，成为事实上的专业人士。1949年6月3日，周有光回到上海，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任教，并在新华银行兼职。1955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周有光也受邀参加。散会后，他要马上赶回上海上课，但吴玉章、胡愈之（分别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找到他，不让他回去：中央留你下来，在新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从那时起，他就放弃经济学，转型做语言文字学家了。
　　1955年的语言文字改革，一方面，对汉字进行简化，并改竖排为横排，让不识字者能够更好地学习，另一方面，制定规范的汉语拼音方案，不但方便中国人学习，也可以更好地和国际接轨。周有光的贡献，在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完善和制订，他担任拼音方案委员会第一研究室主任。周有光、叶籁士、陈志韦提出了第一个汉语拼音草案，而周有光提出了汉语拼音的三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和口语化。
　　1979年，国家指派周有光到巴黎，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ISO），讨论把中国拼音方案作为国际标准。这个会开了三年，汉语拼音方案才变成国际标准。
　　后来的一次采访中，周有光说：“人们说我是拼音之父，但我说不是这样的。我不是拼音之父，我是拼音之子”。
 
　　晚年反思
　　“终身教育，百岁自学”
　　1991年，85岁的周有光离开办公室，开始了晚年生活。他自称糊涂，不知哪一年退休。单位人事处送来一个离休证，他一看，早就应该离开了，就正式退休回家了。退休后，周有光大量阅读、撰写文化学和历史学的文章。九十岁到一百岁之间，他出版了文集《百岁新稿》。百岁之后，又出版《朝闻道集》，收录平日思考心得，大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潇洒。他自嘲是”两头真”的学者，年轻的时候一味天真盲从，到了老年又开始探索真理。
　　1988年4月，日本夏普公司送给他一部WL-1000c中西文电子打印机。周有光用它写文章、写信，工作效率提升了5倍。1995年，儿子周晓平又给他买了一部新的GMS-2000中西文文字处理机，周有光就用新的，老的打印机就拿给张允和玩了。互联网时代，周有光成为了网民。他在网上读各种有趣的文章，而他作为一个网友也日渐出名。100岁后，周有光甚至使用智能手机上网，不过屏幕太小，需要保姆帮忙。
　　2005年，百岁的周有光提出了“终身教育，百岁自学”的概念，对自己提出了新的要求。虽然生命的细胞日渐老化，但他的知识仍在更新。2009年5月，虚岁104岁的周有光写了一篇文章《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所谓“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是从世界看国家。在全球化时代，由于看到了整个世界，一切事物都要重新估价。
　　周有光参与创造了汉语拼音，一代代国人幼时的诵读，是对他的永远纪念。但汉语拼音仅仅是他一生价值体现的一小部分，更多的是来自一位知识分子在漫长时光里的文化坚守。
　　晚年的周有光始终保持批评立场，他坚持说真话、坚持批评。比如他认为“国学是一种错误的说法”；他在111岁的时候发出忠告，“不许批评的真理是伪真理”；对于“大师”称谓泛滥，他说“这些都是随风倒的，因为不随风倒就不可能做‘大师’”……和有些“大师”以年龄为傲不同，周有光把年龄当武器用，一句“现在我已经老到可以说出真话了”，尽显斗士风采。
　　综合自《光明日报》、《新京报》、《看历史》